土家不同地域织锦图纹的趋同与异化

从地理环境而言，自古以来武陵山区都是一个总体的文化区域，这种地域文化的构成虽“不纯是由自身文化的发展或纯自然地理上的独立性造成的”。但是随着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几大主体民族的定居和形成，以及周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这就是说:“对土地共同的利用方式，产生了共同的文化适应经验”，而被历史上统称为“武陵蛮”和“溪峒蛮”等。当然，这种称谓并不是指的某单一民族，而是泛指这个区域中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又分若干小“团体”，他们除了具有自己小“团体”独特的文化习俗外，不可避免的共同带有早期荆（湘）楚文化与濮僚文化的孑遗，这就是所谓地域文化的“趋同”性。不过，从土家族、湘西苗族（其中的一部分）的构成成分来看，两者文化趋同的内部原因更多的则是由于（濮僚）仡佬的融入，以及清改土归流以后满清文化的介入和汉文化的影响。

从土家织锦的发展历程可知，平纹素色织锦是其早期尚不太成熟的一个种类，主要分布于古代中、下溪州（今永顺县）。而这一带在唐宋以前几乎是僚的天下，宋仁宗宝元二年下溪州刺史彭仕羲虽打败了当地的僚人而建立了后来的土司王朝，但大多数底层的僚裔庶民仍然生存在这块土地上，不可能全部迁徙，最终成为土家族的主体之一。而另一部分僚商则演化成后来的仡佬，也先后分别融入了苗族和侗族之中。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长河中，武陵山区的土家族先民和苗民常被人混为团，连许多地方史料也弄不清楚，常将土家先民记为苗民，将土家织锦说成苗锦，清光绪三年刻本的《龙山县志》就记有:“苗锦，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五年，苗酋田仁琼等贡溪布。苏轼内制集:元佑二年五月，上溪州进端午溪布；十月，进龙兴节溪布宋史哲宗纪:四年，溪峒彭儒武等进溪峒布”。

显然，在这里已将苗锦和土家织锦的前身溪峒布混为了一团，也将土家先民的田仁琼当成了“苗酋”。直到民国年间，龙山县志和永顺县志中仍然是苗、土不分，这是历史的原因，在此不必再议。其实，湘西苗锦（牛肚被面）和土家织锦也的确非常相近，即使是现代，能准确区分湘西苗锦和土家织锦的人也还是不多，所以早期的这类织锦就更难讲清楚了。曾有专家提议，将武陵山区中的土家锦和湘西苗锦统称为“武陵锦”或“湘西锦”这样一个概念，也许是有一定的道理。在武陵山区这样一个大文化圈内，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碰撞，趋同和异化都是顺理成章的事。生活在长江边上的鄂西人与生活在“五溪”流域的湘西人，南北相距数千里，生活在其地的土家人和苗人虽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系，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但鄂西人与湘西人、土家人和苗人他们在使用汉语时却同操“西南官话”，大同小异。土家和苗家各自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是族群“异化”的结果，而同操“西南官话”则是地域“趋同”的必然。